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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袁浩潮：迁出的广州户口，再也不能迁回去了
袁浩潮，广州人。初二时因文革中断学业，在务农及在工厂工作期间，坚持自学，1977年考入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学习。1981年赴美，在加州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1984年毕业后任资深软件研发工程师。从小喜爱文学，从事业余写作多年，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著述甚丰。
原题
难忘的1977
2017年12月，在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五集电视片《高考一九七七》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播出后，在网上看到很多回忆这一改革开放重大举措的文章，其中一篇由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师资班77级校友用美篇撰写的文章，其中登载了许多当年的文件、新闻报道、招生简章、报名表、准考证、特别是当年的各科考试的试卷。当年在考场上的紧张气氛中与试卷相遇仅为两个半小时，一旦交上去就无缘再见，四十年来仅留下记忆的片断，此刻可看到原件，实在弥足珍贵。在此谨向素未谋面的作者致谢，同时也把这些珍贵资料录入本文。
当年很多人的高考经历，都是从水深火热的知青生活中被解救出来。我的经历有点特别，当时已经很幸运地在工厂当电工，是否参加高考，当时还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在此与大家分享我这个比较另类的高考回忆。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我是在上班的路上听到电台广播，回到厂里再从报纸上确认了这个消息。一石激起千重浪，上大学这个从小的理想，早已在“文革”中被击得粉碎，然而等到这个理想终于有了实现的一天，我却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
我已经在工厂工作了五年，有一份按当时的标准看来相当不错的工作，我在厂里已是二级电工，厂里的设备，甚至很多人家里的设备，常请我去安装维修，跟大家的关系很不错，工人们都尊称我为“袁师傅”。每周有三个下午的脱产时间去参加业余大学三年制的工业电子技术班学习。有了女朋友，接下来已经看到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结婚生子，干下去按资历升到八级技工，如果混得好一点，大概还可以当个班组长或者车间主任。如果去上大学，就要面临全国分配。而且，报名标准是年龄25岁以下的未婚青年，1966、1967年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可是当时我已经年满26岁，是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是1966年文革开始时读到初中二年级，原计划在1967年毕业)，连报名的标准都不符合。
在那一刻，我的感觉是这个机会来得太晚，不想去考虑了。可是上大学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在“文革”、上山下乡、回城工作期间我都一直在坚持自学，用爸爸给我借来的同事孩子初三的课本，以及大哥留下来的高中课本，我的数学与物理的程度均达到了高中毕业，当时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用来考大学，只是想充实一下自己，逃避现实的混乱与愚昧。今天机会终于来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啊，再说在厂里干了五年，论技术，我不比那些级别比我高的老师傅差，讲理论，我的水平比他们还高（除了曾上过解放军通讯学院的李师傅），可按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升上去，实在不甘心就在工厂里凭资历干下去，想到这里还是希望去参加高考。
就在这个时候，有关方面又公布了有五年工龄的国家职工可以带薪上学，毕业后基本回原单位的规定。算一算到入学时候我的工龄有五年零两个月，可以带薪去，还可以回原单位，是否回原单位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样起码还可以留在广州吧。尽管这个“基本”还是意味着风险，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去参加高考。
下一步的问题是我的报名能否被接受。在工厂配电室总开关电柜旁，一个只有电工可以进入的地方，在用安装电气设备的木箱改成的存放私人物品的箱子上，我填写了高考报名表。在“个人经历”一栏狭小的空间里，我用很小的字体详细地写下了自已多年来在农村及工厂坚持用文革前的高中课本自学的经历，大概感动了招生的人，没有因为我超龄而不让我报考。（入学后班主任陈老师跟我说：当时录取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中了你的自学能力。）厂里热处理车间的刘旭，比我大一岁，从中专毕业分配来我们工厂一年多，也报名了，另外还有七八个年纪比我们年轻很多的文革后的高中生也报了名。不久，我们都拿到了准考证，至少报名被接受，可以参加考试了！
接着填写大学志愿表，当时可以报三个大学，每个大学报三个专业。在家里我和妹妹一起填写了志愿表，大哥在一旁当参谋。第一志愿填写的是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学院里的几十个专业都是连在一起，没有分开系来列出。第一专业：妹妹选了自动控制，我选了之后的电子计算机，入学后才知道这两个专业是自动化系仅有的两个专业。
当时我们报这类“保密专业”纯粹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因为我们家有海外关系，“文革”前大哥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第一志愿无线电系没有录取，分到了电机系。另外我还报了电真空器件及电机电器作为第二及第三专业。第二及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及广东化工学院。这是当时广州考生很普遍的现象，大家都不愿意到外地读书，更别说去外地工作了。后来妹妹因为上过“七·二一”工人大学，未能参加高考。
说干就干，回业余大学请了假，暂时不来上课了。跟女朋友见面，告诉她这段时间没有时间约会了。电工班分日班和中班，中班基本上就是在远离车间的电工室值班，没有故障不用干活，有时候一个礼拜下来，连手都不用洗。大家都不爱上中班，大概是不希望跟家人及亲友的作息时间不一致吧。我志愿跟师傅们对调，把全部的中班包下来。
另外是开始是收集复习的课本，好在这些年自学的课本都还在，又通过亲友收集了一些“文革”后高中的课本。这时候广东又出台了开卷考试的政策，（收集这些课本，到时候还可以带进考场，当时牵起了一阵收集课本的热潮）另外出版了一份复习提纲，详细列出了各科考试的范围。（很多回忆录文章说当时没有复习提纲，忘记了我是从哪儿搞到复习提纲的。）语文课的现代文部分包括了魏巍的著名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文言文部分包括《愚公移山》《曹刿论战》等古文，政治课列出了几十个问题。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政治、数学、理工科考理化(物理和化学)，文科考史地（历史和地理），外语考试仅限于报考外语专业的的考生。
在开始系统地复习之前，自我评价了一下各学科的水平：数学和物理程度应该不错，语文和政治的水平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有很大的提高，然而化学程度比较差，只是在下乡的时候自学了初中三年级的化学，因为对化学的兴趣不大，而且也没有条件做化学实验，就没有继续自学高中的化学课程。考虑到离考试就一个多月时间，决定先用一个礼拜复习数学和物理，其他时间就用来学习高中化学，语文和政治用零散的时间准备。
备考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是这样渡过的：每天下午四点上班以后就躲在电工室读书，（当时条件很不错：每个电工有一张由工厂木工房专门制作的结实的办公桌，有两个抽屉，我把左边的抽屉用来放书和仪表，右边的抽屉用来放工具，有一盏台灯为修理马达和变压器提供良好的照明）到十二点下班，回家睡到早上八九点钟，起来又继续学习，直到下午回厂上班。
复习的过程主要是学习高中化学的过程，能否在一个月内把化学水平搞上去，当时心里真的没底，开始的时候试图用文革前的高中课本，试了一阵觉得很难速成，又转到使用文革后的高中课本，认真学习理解了每一章节以后，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一章节的提要，然后反复的学习及记忆这些提要，再做习题。
厂化验室由一个化工中专毕业生陈建邦主持，平时跟他也挺熟的，开始时有问题请教他，他很惊讶地跟我说：“凭你这个程度，怎能考大学？”过一段时间再去问他，问题的深度使他知道我的功力非浅，也很乐意回答我问题。他甚至幽默地说：“你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化学专家。”（模仿朝鲜战争中，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自己也觉得这段时间的努力还是很有成绩的。
在这些日子里，尽管车间里没有多少维修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干扰。
有一天在交接班的时候，车间主任特意在这个时候召集全体电工开会，他指着地上堆积如山的烧坏的马达，要求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把这些马达重新绕线，给每人摊派了七八个马达的任务。在刚当电工的时候我很有兴趣学习马达绕线，学会了以后就跟其他师傅一样懒得去干了。这堆马达已堆在那里很长时间了，可是不早不晚，就在我想集中时间复习准备高考的时候，车间主任把这个任务压下来。只好在每天上班以后花一两个小时猛干一阵，看看进度可以交差了，然后又回去读书，幸亏其他师傅也没有很努力的在干，我的进度还是可以马马虎虎的应付车间主任。
机修班有个名叫何克亮的小伙子，那一会刚搞完“批林批孔”运动，称孔子为孔老二，刚好他也是排行老二，我戏称他为何老二，上中班没事常来电工室闲聊。何老二是属于那种专跟政府唱反调的人，（任何时代都不乏这类人）他看到我正在准备高考，即发表言论说高考只不过是做个样子，到时录取的还不是跟以前录取工农兵学员那样，能上大学的还是那些靠爸爸、靠关系的人，只有你才相信这一套。他还创作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我正在做梦，梦境中我正戴着“X X大学”的校徽。
那时他正在摆弄从家里带来的一支气枪，（可能是趁中班没人干修枪的私活）在一个我们用来绕变压器的木芯中间的小孔上塞上一支粉笔，做成一个靶子，他距离目标十来米先开数枪打中了粉笔的边缘，然后一再说我只会读书，激我比试一下。正好我也需要放松一下，举枪一射，子弹从粉笔圆心穿过。从发电房过来看热闹的陈成堃大声喝彩，称赞我是“能文能武”，令正在炫耀的他无话可说。大概他也觉得无趣，从此很少再来打扰我。其实我在工厂民兵训练中，用56式半自动步枪实弹射击取得过优秀成绩，也曾在一起集训的他大概忘记了。
在一个厂休息日，我正在家里学习的时候，忽然厂车司机来家里找我马上回厂参加抢修水管，（我们厂的电工班兼修水管）他开的南粤汽车（韶关汽车修造厂制造的仿解放牌汽车）已停在街口的马路上，几位电工师傅都坐在上面。上车一路飞奔回市郊石井槎头的工厂，一下车，眼前的景象把我吓呆了：进厂的水管总开关爆裂，汹涌而出的自来水喷起一座二层楼高的小山。怎么办？幸好有个老师傅记得前面还有一个控制我厂跟另外一家工厂的开关，征得该厂值班人员同意，把那个开关关了，但是溢出的水仍然把总开关所在的水井灌滿了，由于水很混浊，看不清总开关的情况怎样。
幸好是星期天，厂里没有女工，我们脱掉衣服，冒着冬天寒冷的水跳进井里，经过摸索，发现是一根测试用的水管损坏了。赶紧跑回电工室，赶制一根装回去，再把前面的开关打开，谢天谢地，一切恢复正常。跑到电工室后面我们自己建的浴室冲干净身上的泥水，穿回衣服，司机把我们送回家。一回到家，又继续学习。在高考前夕发生的这一幕，幸亏身体不错，没有引起感冒而影响我的学习，大概也是给我快要结束的工厂生活留下一个纪念吧。
在复习的时候常跟热处理车间的刘旭讨论，他刚从中专毕业，前一段日子去热处理车间修理时，看到他在上班休息的时候也在看《高等数学》，跟他聊一聊发觉他的文化程度不错。到了准备高考的那段日子也就常常和他交流，有一次竟跑到他正在挖防空洞的地方，他一边把泥倒到小车里，一边和我讨论物理问题。记得他还说了一句：“尽管要面临全国分配，为了上大学，豁出去了！”刘旭在上中专前是插队知青，在我们厂干了一年多，没有带薪上学的资格，他仍然决定去考大学，看来他想上大学的意愿比我还要强烈。
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准备一下语文考试，按照复习提纲的提议，翻开了十多年没有动过的初二语文课本，当我读到魏巍的著名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时，眼泪夺眶而出，不知道是因为文章的内容感染了我，还是因为重拾多年没有动的课本，重回校园去完成被文革中断的教育又有了希望，一时有所感触。文言文部分的《愚公移山》也在初二的语文课本上，以前都学过。至于《曹刿论战》，真的很幸运，文革时候爸爸辅导我们读过这篇文章，基本上不需要花什么时间去学习这些文言文。
政治考试的准备方法有点奇葩：当时出了一个复习题纲，列出几十个问题。我找来一大堆政治课本，花了一些时间认真学习了有关资料，再把想好的答案都写在政治课本的空白处。77级考试是开卷考试，可以把这些书合法地带进考场，这也是钻了当时考试规则的一个漏洞吧。
高考的日子在一天天接近，每天深夜下中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很多窗口还亮着灯光，相信这些灯光下面，一定有不少像我这样正在紧张备考的考生。
高考前一天晚上，整理好明天准备带去考场的课本，再把几支自来水笔灌满了墨水，放进军用帆布制成的电工工具包，再把上海牌手表对准时间，上好发条，一切都准备好了，然后上床睡觉。可是我整晚好像都没有入睡，没想到曾经考虑过放弃的高考，其实在我的潜意识里是如此重视，以致紧张得不能入睡。早知道会这样，我可以向姐夫(当时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医生)拿点安眠药服用。第二天上午我起了个大早，爸爸大概知道我一晚上没睡好，给我准备了一瓶维他命，和一个水杯。他告诉我吃点维他命会增加体力，也不知道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至少吃了在心理上有个安慰吧。
77级考生进入考场
12月11日是个星期日，（那时候因为用电紧张，各单位的休息日在每个季度变动，尽管是星期日，可并不是厂休日，厂里准假两天让我们去参加高考） 上午八点半至11点是数学科考试。在7点半左右我就乘公共汽车到达了位于人民中路的广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其他考生也都早早的到达考场，在自己分配的考试课室外等候。考场走廊上设有挂着红十字旗的急救站，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已经在那儿值班。
考试前的大概十分钟左右，警察押送运试卷的中吉普进场，然后考试开始的电铃响了，那一刻，我看到对面有个女孩紧张得脸色苍白，相信我的脸色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大家进课室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试卷发下来了，匆匆的看了一下题目，觉得不难。
1977年高考考场
代数的题目有分解因式、解方程，平面几何的题目只有一道求证题，都是比较基本的题目，最后一道题是解释几何的，也是很经典的题目。可惜因为睡眠不好的原因，看漏了解释几何题的一个条件，把应该是椭圆的图形解成双曲线了。还没到一半时间，我就把基本的题目都做完了，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利用充裕的时间认真地检查基本的题目，以保证把这些问题全部都答对，而是把剩下时间用来企图冲击两条附加题。
其中一题是，一块长方形的薄铁板，如果在四个角剪去四个正方形，折起来形成体积最大的长方体，求这四个正方形的边长。这一题的解法应该是列出计算长方体体积的函数，然后取导数求极值就可以解出。这是大学一年级微积分课程的内容，在业余大学也学过，但学得不扎实，临场没有发挥出来。（终于有机会看到当年的试卷，发觉我关于这题的记忆有误）另外一题是有关行列式的，后来上华工时才学到，胡乱弄了一下，结果可想而知。
上午11点数学考试结束离开考场，校门外面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至少有数千人在围观，看不到谁在接考生，相信大都是路过的，那时还不流行家长在外等候，想起来现在的考生比当年的我们压力更大。在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一个大嗓门的小伙子正在跟另外一个人讨论最后一题的答案，他说那个图形应该是椭圆而不是双曲线的理由，在这一刻我才发现我把那题弄错了。很难形容那一刻我的心情：第一轮考试没有发挥出我应有的水准。
回家吃午餐，然后稍事休息，在下午两点前又回到考场，参加下一轮的政治考试。政治考试出乎意料的顺利，考题跟复习提纲列出的问题很相似。翻开书本，很容易就找到事先写好的答案，因为有监考老师，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抄，看一段，默记下来，再写到试卷上。答完以后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及错漏的地方，还没有到考试结束的时间（下午4点半）就交卷了。政治考试是我翻书最多的考试，其他的各场考试，考场上充满了翻书的声音，可以看得出很多人准备不足，期望在书上找到一些答案。
这时候，街头巷尾充满了对今天考试的议论，大家好像都觉得试题太简单了，想到我竟然在数学考试中还弄错了一题，可能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怀着这样的心情，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12月12日上午是语文考试。第一部分是语文知识考试，包括有填充、造句、以及文言文翻译等。要求将《曹刿论战》的一段译成现代文，这篇文章也列在复习提纲上，刚好也是父亲以前在家教我们读过的古文之一，很容易就完成了。这段文言文翻译还闹出一个街知巷闻的笑话，在这里就不重复了。第二部分是以《大治之年气象新》为题写一篇文章，当时华国锋主席提出了“1977年应是走向大治的一年”，这个题目无非就是要突出一个“新”。我写了工厂在这一年的新面貌，尽管我其实并没有看到厂里有显著的变化，但为了切题，为了现在所说的“政治正确”，还是围绕这个题目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应试之作。用了大概一半时间打好草稿，再抄写到试卷上，在此过程中也不断使文章更为通顺和完美。最后再检查一遍，也就到了交卷的时间。
下午考理化，理工科考物理和化学，文科考历史和地理。
发试卷的时候还出了一个小插曲：试卷已发出大部分，但是有大部分考生仍未有试卷，这时才发觉试卷是两份连在一起印刷的，而印刷厂在匆忙中竟没有切开。急忙把试卷收回，监考的女教师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用发抖的手把试卷切成两半，再把一侧留着不整齐切口的试卷发下来。
物理是我的强项，很快把基本题目做完了。化学是在高考前几个礼拜内速成的，幸好基本题目的难度不大，也很快完成了。吸取了数学考试的教训，把基本题目复查了数次，还真改正了一道物理题的错误。然后冲击物理参考题，题目是一个电子以某初速度垂直进入磁感应强度为某值的匀强磁场中，求电子在离开磁场后运动方向与进入磁场时运动方向的夾角。题目综合了电、磁、力学以及三角的知识，幸好平时做过一道很相似的题，没费多少心思就把它解决了。入学后我被任命为物理科代表，相信与我把这道物理参考题完成有关。化学的参考题，连题目都看不懂，自知实力有限，能把基本题目拿下已很满意。
走出考场，心头上就像卸下了一座大山，紧张的复习和考试都终于过去了！本来明天还有一场外语的考试，幸运的是不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不需要考外语。77年高考不需要考外语对给我是一个利好：初中学了两年俄语，近年来跟一位老先生学了《英语900句》一段时间，但学得不扎实，后来上业余大学功课多就停下了，要考起来程度实在不行。
接连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回家终于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回厂跟刘旭交流了一下这两天高考的情况，他把数理化考试的答案抄出来，跟几十个考生对过，发现把一条物理题弄错了。我没有像他那样做，但也知道自己把一条数学题弄错了。交谈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虽然题目如此容易，我们都没有全部答对，我们这两个“老嘢”（我和他之间的自称：我们都超过报考规定年龄）看来很难胜出啊。回到电工室，与李师傅在黑板上介绍了高考各科的题目，他说，我跟好多考生谈论过高考，他们没有一个像你讲得那么清楚，看来你考得不错嘛。
一切又恢复正常，我又继续上日班或中班，在空闲时间把车间主任摊派下来的马达绕线任务完成。每周三个下午、两个晚上的业余时间，到业余大学上学。业余大学课程是仿照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的程度设置的，有相当的深度。例如电工基础课，我在业余大学学了以后，到华工第一学期的课程没有去上课，只参加了期末考试。
在高考以前，上日班的时候工作较忙，主要是利用上中班充裕的时间，充实和预习业余大学的课程，完成作业，我在班上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为了参加高考，缺了一个多月的课，再回去听课，一点也听不懂，真的很痛苦。只好又竭尽全力把功课赶上去，高考能不能考得上，当时实在没有把握。
社会上对这次高考非常关注，各种议论及传言也很多。很多人说这次高考太容易了，一些人则说自己一直学习深的题目，所以让浅的题目难住了。（居然还有不少人相信和传播这种荒谬的说法）有一个传说这次高考主要录取高干和高知（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改变的就是增加了录取高知子弟。另外一个传说是市教育部门的领导对这次考试成绩之差表示失望。（这些年一直没有好好办教育，这结果应是意料之中。）众说纷纭，我自己的想法则比较悲观：自己已经超龄，面对如此容易的试题，而不能全部答对，看来很可能考不上，即使录取也可能不是理想的大学。
靠近年底的一天，我刚刚到工厂上班，从大门口到电工室的路上，远远的看到何老二在向我敬礼，再走近一点，他伸手示意让我上厂办公楼二楼，原来是厂里接到通知，让我和刘旭去市第二人民医院参加高考体检。一下子我们两个“老三届”成了厂里的风云人物，另外几个一起去参加高考的“文革”后的高中生，都没有接到参加高考体检的通知，工人师傅们都纷纷议论：还是“文革”前的教育程度高。因为1977年高考没有公布考试成绩，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然而有体检资格至少说明我离被录取又近了一步。
工厂准假一天，让我和刘旭去位于荔湾区多宝路的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高考体检。一大早去，折腾了半天，通过了各科的检查，印象最深刻的一项检查是让所有考生脱光衣服，露天围着一堆火跑步，几个医生在旁边观察，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体检。体检结束时医生没有说什么，相信体检顺利通过，还赚了一个下午的休息。
过了一些日子，报考外地大学的考生开始接到录取通知书。有一天中午，我乘公共汽车从工厂去业余大学上课，在我前边的座位上，有一个模样像是应届高中生的小伙子，旁边坐了一位女士，相信是他的老师。小伙子手上正拿着一张长春光学机械学院发出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是我看到第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通知上还写着让他带毛主席著作等等去报到。随后，业余大学的一位同班同学，也收到了山东海洋学院的录取通知，邻近的电风扇厂，有一位女工也收到了武汉水运学院的录取通知。
1978年新年过后，我刚上班就有人通知我：广州市机电工业局（我们厂属于机电局农机公司）来电话通知，我已被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录取，让我到机电局去领取录取通知书，厂里还特别派了工会的姚主任陪同我去领录取通知书。在位于大德路的市机电局的一个办公室里，我接到了装在一个小号牛皮纸信封内的录取通知书，当我打开信封，首先看到的是录取通知书上铅印的“华南工学院”几个字，然后看到用钢笔手写的“电子计算机”专业。（那个“算”字还写成了不规范的简化字。）
那一刻我真是喜出望外：这些日子一直怀疑自己能否考上，我终于以第一志愿、第一专业被录取了！发通知的那位同志和姚主任都和我握手表示祝贺，那位同志说机电局一共收到了十几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内附有一张入学须知，详细地列出办理入学手续需要准备的文件，以及报到的时间地点等等。
第二天回到厂里，我在一夜之间成了厂里的新闻人物。刚进厂就遇到厂党组织书记，他紧握我的手祝贺我考上大学，嘱咐我应该感谢党的培养。（他是党在厂里的代表，言外之意是要感谢他的培养。前不久我还因为莫须有的错误差点被他整了一顿。有空准备写一篇《工厂生活的回忆》，其中会讲到这段经历。）在进厂的大道一侧，写了一幅与墙壁等高的大标语“热烈欢送袁浩潮同志光荣上大学！”连我的师傅都跟我说：“现在很多人看到我都说，你的徒弟能考上大学，确实是名师出高徒。” 余师傅在这几年教了我很多电工和水管工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令我受益至今。在大家都向我祝贺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这些日子一直帮助我学习化学的陈建邦，请他到云吞面店大吃了一顿。
这些日子一起准备高考的刘旭，却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不好意思再去找他，可能他也躲着我。有人告诉我，厂里有人议论说刘旭的高考成绩比我还好，我是靠关系被录取的。有些人就爱造谣，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分数，他怎么知道刘旭的成绩会比我好呢？说我有关系，也纯粹是捏造，但这一点真的有人会相信。当年在厂里，司机、机械维修、电工等比较有技术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有关系的人。我进厂的时候，我说在农村当过电工，分配工作的部门还真信了，正好电工班也需要人，就把我安排到电工班，当时很多人都猜测，甚至当面问我是哪方面的关系。
最后一次见到刘旭是在两年以后，我在华南植物园遇到刘旭和他的女友，大家聊了几句，他告诉我后来扩招被录取进了广州师范学院，我很高兴看到刘旭也终于圆了他的大学梦。他的数理化应该考得不错，没有被理想的大学录取的原因可能是语文、政治没有考好吧。
专程回了一趟业余大学，跟老师和同学道别。在工厂的人事科和劳动工资科，办好了档案和带薪上大学的手续。厂里开了一个欢送会，各车间部门都派人来参加了，会上大家的发言无非就是祝贺勉励之类的话，最有意思是我们的车间副主任，一个从山东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在会上说：“希望你好好学习，毕业后要服从祖国的分配：新疆就新疆，蒙古就蒙古。” 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把所有的工具移交给班长，他们已经从车间挑选了一个小伙子顶替我的工作，只留下了军用帆布制成的电工工具包，我就背着它上了华工，直到出国前把它归还给工厂。电工班的师傅们凑钱买了一个笔记本送给我留念，余师傅还帮我扛行李，一直把我送到了华工的东八宿舍。
最后还是要迈过那一道不能回避的坎：把户口迁到学校去。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到大塘街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情景，办手续的民警正在门口跟几个大妈聊天，我跟他说明来意，民警说：“是去农村吗？”我马上纠正：“不是去农村，是去上大学！”忘不了十年以前的1968年，也就是在这里，把户口签回东莞老家去时的无奈。现在把好不容易迁回来的户口又再迁出去，能再迁回来吗？这时候脑子里想的就像刘旭所说的：“为了上大学，豁出去了！”
四十年后的今天，要取得一个北上广的户口仍然不容易，应该很容易理解当年我的心情。
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短短的十多年，我经历了“文革”停课、大串联、武斗等等混乱; 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耕作的艰辛; 在工厂，爬高架电线，钻到机床底下修理的辛劳; 改革开放使我有机会重回校园学习最前沿的电子计算机技术，过几年以后更有机会到大洋彼岸留学。同时也感觉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亲身体验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变迁：从农耕时代到工业化时代，再到电子计算机时代。
回顾自己的经历，比较安逸的生活，就是在工厂度过的那五年。从重回校园那一刻开始，从此我被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紧张拼搏，直到退休。在把户口迁出广州的那一刻，我没想到，我的户口再也不能迁回去，而且我将会走得更远。
四十载物换星移，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各领域的迅速发展，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国民收入大幅提高，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上大学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出国留学已经成为普通人家子女的选择。然而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不久以前的那个艰难的年代，亲历国家一步步从混乱中逐渐走向和平发展的坦途，衷心祝愿祖国继续健康稳定发展，继续惠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201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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